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作者镝非]
以下内容转自镝非同志的原创作品，转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太平天国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老是邪教邪教的乱叫，历史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引用此文并不表示我完全赞同铎非同志的所有观点，也希望读者能用自己独立的眼光来理解历史，在此感谢镝非同志百忙之中写的这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本文作者系人大教授，但洋洋洒洒一篇中篇论述却错误何止百出，实在令人遗憾，在此只好拣要紧的驳，细节忽略。在此特别说明，本人并不是全面反对何教授的观点，只是认为何教授的论据及论证过程严重缺乏说服力，缺少起码的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完全无法证明他的观点。
一、关于“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如果说杨秀清“独断专行”是僭越之举，那么为什么太平天国所有军政命令均以“军师”名义发布而非“天王”名义？慈禧太后再“独断专行”，她处理军国大计也还得用“上谕”，不能全用“懿旨”吧。事实上太平天国的体制本来就是“军师负责制”，“元首”与“政府首脑”分离的二元制体系是制度本身决定的，不是因为杨秀清的僭越或洪秀全没有即使收权。缺乏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了解才会写出这么没常识的论述来，何教授的议论大约本也不是想跟关心历史的人讨论历史吧。
“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是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说的，怎么和牵制翼王连在一起了？说石达开“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从来没有一份史料可以证明石达开带走了“十余万”人，更别说“十余万精锐之师”了。又什么“洪秀全把政事都交给洪仁达处理”，《李秀成自述》说的明白，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最信赖的是幼西王，其次是幼南王。仅仅第一部份，诸如此类的错误，便驳不胜驳。
二、关于“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首先，把“腐败”归结于“封建体制”是中国左派史学家的一大创举，其言下无异于说但凡有腐败必是封建体制造成的，而且封建体制必然导致腐败。他还不如干脆说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是腐败史而封建体制的终结宣告了腐败在中国的灭种呢。再看看他举的是些什么证据？“大兴土木”？这也能归入腐败？而除此之外，作者竟找不出可以支持其“腐败”观点的第二条论据了，不是太平天国太清廉了，就是作者对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要不就是以为读者的智商及汉语水平尚不足以了解“腐败”一词的含义。
其次，本文的题目是“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析”，那么花了这么大笔墨和整整一节讨论太平天国的“大兴土木”，可是，“大兴土木”倒底能证明什么呢？——“天下旬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位教授先生读过历史没有？萧何可是出名的贤相，姑且不论他这段话是否有理，至少它证明“大兴土木”它既不能证明“腐败”，也不能证明“一定失败”，更不能证明“不体恤百姓”。它到底能证明什么？
第三，就说这一条“大兴土木”吧，作者写到：“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
作者举了天王府，东王府的例子，就能以此类推出“诸王及其将领也都大兴土”来，不嫌太急了么？起码也该举满三个例子才像话吧？事实上，不是作者不举，而是举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他所举的记载天王府，东王府的史料后面清楚地写着，北王府“毁民宅较少”，翼王府“未毁民宅”，这其实已经间接说明了北翼二王的王府修的时候相当有节制，你能想象修一坐占地巨大，穷尽奢华的王府能“未毁民宅”吗？大城市里随便弄个建筑也不可能不毁民宅啊。连北翼二王尚且如此，太平天国其他将领能奢华到哪儿去？这种不加遮掩的断章取义已经到了恶劣的地步！
更何况，正个太平天国前期，绝大多数天国高级将领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渴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桥。太平天国允许男婚女嫁是定都一年多以后的事，那个时期，正是北伐军趴兵卧雪，从胜利走向失败，西征军步履唯艰，在湘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刻，仅仅十余万太平军将士在相隔千里的三个战场和清军展开殊死搏击，他们有那个闲情逸致去享受吗？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忠王府，侍王府是修得很华丽，何以证明这便是普遍规律呢？地位在李秀成之上的干王洪仁矸就作风就很朴素，地位同样在李秀成之上的英王陈玉成的王府更是简陋得令人不敢相信！
作者引李鸿章“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实在不知道想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军太奢华了？李鸿章只是说“古之叛逆”，比其圆明园，颐和园来，天王府和东王府算得了什么！说太平军“不伦”吗？除了允许妇女在大庭广众下露面，参加学习，生产，战斗，鼓励寡妇再嫁外，我看不出太平天国有哪里比道光咸丰更“不伦”的地方。
三、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作者既然承认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并不掌握实权，又不断地引用洪秀全的宗教言论来证明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自己不觉得自相矛盾么？
作者只顾着引用“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而全然不顾东王杨秀清在建都仅半年后就借上帝之名传言，肯定诸子百家著作的价值，认为其中有诸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处，不久太平天国即开始刊刻出版传统文化书籍。在此，他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高超技艺。
作者先说，“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又说“但是……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在这里，作者先是为了证明他“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引用了一段外国人说太平军虔诚信教的文字，然后又引了一首天京事变后的歌谣，企图证明他“聚也上帝，散也上帝”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否成立另说，但作者的论证本身却是荒谬的，因为在现存的史料中，在天京事变以后声称太平军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的文字资料是天京事变以前的十倍以上！所以如果一条外国人的记载就可以证明太平军是因“上帝”而聚的，则同理可推出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仍因上帝而聚，则“散也上帝”的推论即不成立。反之，则认为天京事变前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缺乏足够依据。总之作者再一次自相矛盾，并且又一次向我们精彩地展示了什么是根据观点选择史料。
至于太平天国涉及民生及军事的施政中，宗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以作者号称宗教迷信破产前的前期为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直接主持地方民政的是翼王石达开，他受东王杨秀清的威委派，开府安庆，总辖安徽，湖北，江西三地民政，并作为西征军的大后方其中在安徽和江西都建立起了地方政权。而左宗棠对石达开的施政的评价是“不甚理会邪教俚语”，后来石达开在离京远征过程中彻底放弃了拜上帝会信仰，也证明左宗棠的考语是切合实际的。而我们也知道，西征军开始不设前敌指挥部，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唯一被授权的前敌总指挥。试想，由这样一个”不甚理会邪教俚语”的人来作为地方军政事物的直接主持者，其涉及到民生和军务的实质性政策能被宗教迷信影响到哪里去？如果说军事方面委派石达开是并无选择，那么民政方面杨秀清完全可以另委受宗教影响较深的高级将领来主持，这个人事命令证明杨秀清恰恰是想利用石达开的“不理会邪教俚说”去处理实际情况，而且他对这样的“处理”，事后也是照单全收的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直接负责的人是石达开，但他代表的却是是杨秀清，而杨秀清的意见则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国策。至于必须敬拜上帝，学习圣经，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说到太平天国科举要考圣经知识，那在当今中国不背点马列能从小学升到大学么？考大学写作文的时候你能随便发挥你的“文学水平”和“言论自由”么？这就能证明选不出人才来了？如果何瑜教授是历史系教授而且招收研究生的话，请问“革命史”考三十分的学生你们也都照收不误么？再说太平天国科举并不是考圣经知识，考谁对圣经更熟悉，圣经只是载体，做算术得先背乘法口诀。但最终还是自由作文，写自己的理解。至少不像“八股文”，非得写别人的理解。也不像现在的历史考试，分析题还规定了标准答案，按点给分，在鉴别人才自身理解分析能力而非背标准答案的能力方面，我看不出太平天国的科举方式比现在的历史考试落后在哪里。
四、关于“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首先，关于“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我认为作者有必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太平天国毁神庙不是出于“反孔”，杨秀清借上帝之口说过，孔丘是上帝准予在高天享福的好人。太平天国只是反对把孔丘或者其他神主立为偶像。如果说这就可以致使“大部份知识份子退避三舍”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马列主义的政策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则能否解释新中国政权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退避三舍”而垮台的原因呢？本文的题目不是“论太平天国政策的得失”而是“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析”，作者的论证似乎有些跑题。
其次，照作者的说法，太平天国宗教的影响甚深主要再于前期，而前期太平天国地方行政主要在安徽和江西两个根据地，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退避三舍”了，为什么在评价安徽的治理时，胡林翼还说“粤逆窜扰以来，皖民受祸既久，迷溺尤深……果于从逆，”，为什么在评价江西的治理时，左宗棠海说：
“贼兵并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而骆秉章还说江西士民“转而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正士良民之势孤，奸徒痞党之焰炽。数郡千里之间，无一官一兵相为声应”？
第三，所谓“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至少在太平天国前期，其政策的决定人和执行人是杨秀清而不是洪秀全。杨秀清不重视人才吗？也许他文化不高，自己延揽鉴别人才的本领有限，但决不代表他不重视人才。我举一个例子。东王杨秀清正式颁布的命令叫“诰谕”，由于杨秀清总理国家军政大权，“诰谕”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书，每件都可能关系到国计民生。而“诰谕”在对外发出前，有一道程序是必须经过翼王府审核。从形式上讲，这是对文稿的校订工作，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每一份诰谕在发出前都要经过翼王府官员，等于是东王另委了一批独立于东王府外的人为自己的重大军政命令“把关”，尽管最后的决策权仍在他本人。翼王石达开在善于延揽人才方面是出名的，关于他延揽人才方面的记载多不胜数，因此翼王府也是天国知识份子荟萃的地方。杨秀清没有因此而猜忌，迫害，相反充分发挥这一点，来弥补东王府官员素质上的不足。事实上，石达开在招揽人才的时候是很“肆无忌惮”的，他为了拉一个人才上“贼船”，居然“以黄袍覆之”，有一个清朝秀才，据不为新政权效力，甚至扬言为满人效力乃是华夏正道，对于这样“狂悖之徒”，石达开居然把他放了，并且告诉左右的官员，“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把这单纯看成是石达开一个人的胸襟见识就错了，如果没有杨秀清的默许和支持，他是绝不敢这样做的。如果这样还说他“得不到重用”，那么不知道怎样才算得重用了。至于后来洪秀全猜忌石达开，和他是不是知识份子无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第四，作者引述进入天王府的知识份子“一切军令盖不与闻”，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前期“天王”只是虚位元首，天国以东王府六部为军政所出，天王府所有官员都不与闻军政，这是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决定的，并不是针对所谓的“知识份子”的，封建文人无法了解“军师负责制”是怎么会事，才会作出“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的推断。如果信以为真就大错特错了。
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可是原文作者的论据完全推不出他的结论。
第五，作者说”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
同理，社会主义制度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很多盟友和同盟军，这能说明什么呢？成王败寇罢了。
作者自己也在后文提到，太平天国定都后兵力不过十余万，分布在北伐，西征，天京三个相隔千里的战场上，已经在每个战场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了。那么就请作者自己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还有力量在浙江未克的情况下开辟上海战场吗？何况浙江是清廷的力保之地，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占领的，太平军有力量再四线作战吗？至于到了小刀会危急之时，太平军北伐西征两路告急，为了派北伐援军，甚至不得不忍痛放弃重镇扬州，即使如此，最终也只派出了七千五百人北援，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有力量去上海援助小刀会么？不错，太平天国起义时，全国各地都在起义，但他们有可能到处派援兵，或者到处联合，以使其不被镇压么？事实上，太平军与捻军，大成国，天地会义军，都有过不少联合，但起义革命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联合作战也该有战略的进行，何况各地起义部队虽多，但很多是乌合之众，纪律败坏，关键时刻成事不足败事由余，北伐援军的失败就是个血的教训。
话说回来，这仍然不是说，太平天国与其他义军的联合不存在问题或需要检讨之处，只是作者的论述不得要领，无法令人信服而已。
五、关于“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
太平军在起义后行动不够迅速是没错的，但是说“驻扎57天”都是因为不想及时带兵北上则是荒谬的，事实是太平军发动的进攻无法冲破清军的阻击，北上道路因而受阻。
“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筹粮和招齐
“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
“建政”居然也可以成为“罪证”？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军政制度，如何能够维持政权的长期的正常运作？太平军在永安”盘桓半载有余”，如何给了清厅“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如果作者指的是尾追堵截太平军的清军，则这些军队不需半载调动，如果作者指的是如桂林长沙，则无以证明这两座城池是在永安半年中被严密防守起来的。如果作者指的是岳州以下的地带，就更无法自圆其说了，既然清军得到了“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何以被如此轻易地攻陷武昌，何以太平军自武昌，下九江，安庆，至金陵，只用了28天时间？永安半载的得失曲折甚多，绝非作者一句“让清廷从容调兵遣将”那么简单。
事实上，从金田起义到攻占金陵的过程，史学界和军事界对其得失一直有很多争议，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可见这一时期太平军战略的决策最多只能以“得计”“失策”评价，上升不到“没有谋定而后动”的“流寇主义”的层次。
第六 “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在这一战略上，我个人是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的。但是，这完全不能证明作者认为天国将领是缺乏”谋定而后动”的“流寇主义者”的结论，以天京为根本，分兵北伐西征，以致分散兵力的失策，怎么能和“流寇主义”画上等号，实在令人费解。
六、“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作者写到：“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
有没有大失民心，前面已经谈过了，《太平刑律》中有一个常见的词汇是“外小”，也就是老百姓的意思。太平天国颁布的各种告示中，谆谕中，也常常出现这个词。如果照作者的说法，太平天国没有治国之策，只是将治军的上帝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则众多涉及待“外小”政策的条文更有何意义？！
“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作者在此又继续发挥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本领， 他完全无视《待百姓条例》的颁布和东王杨秀清委翼王石达开出镇安庆，开府易制，寻找可行的农工商政策之间只隔了极短时间的事实。而石达开在安庆施行承认土地私有，减轻赋税，鼓励商贸的政策仅数月后，东王即以此新政可行，与北翼二王联名上奏天王，经请旨后将安庆易制成果全面推广。太平军定都后从空想回到脚踏实地只花了数月时间，比起大锅饭一吃几十年的政策，实事求是多了。
七、“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对于儒家经典，则禁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
太平军究竟有没有“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我在前文已经用事实驳斥了。
至于太平天国是否”自金田起义以后”就到处焚毁学宫，以及是否“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且看下列事实：
以下资料整理自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军毁学官，焚木主，荡尽儒家诗书经典，并形成一种普遍看法，就是太平天国自起义后一直在捣毁孔庙，批判儒学，烧毁经典，反对孔子，但这并非事实。
1.从酝酿到发动起义，洪秀全虽然宣扬上帝，并没有彻底否定孔子或儒家思想，相反还多次在重要文书（如《太平诏书》）中引用儒将典籍或有颂扬孔子的内容
例如被视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思想基础的最著名的“原道三篇”，
《原道救世歌》：“周文孔丘身能正，蛇降灵魂在帝旁”“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
《原道救世歌》：全文征引《礼运大同篇》阐述对理想社会的设想。
2.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前，基本没有反孔行动，以对待孔庙的态度而言
在永安前，太平军根本无机会接近孔庙
在永安，的确有毁及文庙和关帝庙，但是，据钟文典先生的分析，这是出于驻军的需要，而不是针对孔子，因为，第一，太平军在永安仍然允许百姓设立私塾，教授四书五经。第二，太平军一向视封建衙叔监狱为“妖庙”，在宗教上对其憎恶一向超过孔庙，但这些场所都没有被捣毁，也从侧面证明太平军在永安损及孔庙见得是其出于宗教目的而反孔反儒。
此后进兵全州，兴安，均无毁孔庙的记录。
现在说到湖南，太平军在该省攻占城池较多，而且这是曾国藩老家所在。钟文典先生逐个分析了太平军在道州，永明县，江华县，桂阳县，彬州，永兴县，安仁县，茶陵州，攸县，醴陵县，长沙县，宁乡县，益阳县，岳阳县，嘉禾县的表现，
第一 除嘉禾县外，在这些地方庙宇被毁的记录中，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财神殿等都曾经有过被毁的记录（因为太平天国斥其为邪神），但独无毁坏“文庙”“学宫“的记录。
第二 唯一有记录文庙被毁的《嘉禾县志》，同书中明确记载了毁坏者是土匪，而不是洪秀全等率领的太平军。（同段文章中被称为“西匪”）
第三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振振有辞地说太平军入湘时焚烧彬州学宫，毁坏孔子木主，借此证明太平军反孔反儒，号召天下读书人“卫道”，但是
（1）如上所数，太平军在湖南各地所毁神庙的对象中，都不包括文庙，这应该可以显示出其对孔子和文庙的态度，何以独毁彬州之庙？
（2）《宾州直隶州乡土志》中队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适粤贼犯彬，毁于兵”，请注意，“毁于兵”，也可能是毁于兵勇，也可能是毁于战火，未必并不代表是毁于太平军，更不代表是太平军故意毁坏的。何况在清人之地方志中，太平军通常是被成为“贼”或“匪”的。地方志完成在《讨粤匪檄》之后，却没有延用其说法直指学宫是毁于太平军的。
（3）事实上，战火中发生一些建筑毁坏是很常见的，如同样在湖南，太平军攻打长沙时，长沙的学宫是被清军毁掉的，他们在那里屯兵，作灶，甚至放牛马践踏（《重修长沙府学纪略》）
另外，在其它著作如《粤匪犯湖南纪略》《楚寇纪略》《湘军志》《湘军记》中，记载太平军在入湘时，都曾强加给它*掳掠烧杀等不实罪名，但却少见焚毁学宫或有辱孔子的记载，如《粤匪犯湖南纪略》中说
“洪秀全颇知文墨，所造天条又以敬天父为第一要义。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
以上种种，均说明太平军直到湖南为止，主观并无明显的反孔意图（特地把孔圣“不加毁灭”），行动上也无反孔表现。曾国藩指责太平军在湖南毁学宫，焚木主，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其行为或动机进行诬蔑或歪曲。
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后，特别是由武昌进军江西安徽之后，的确开始出现了反孔，捣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等情况，但是不能以此就认为曾国藩对其在湖南的行为的诬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这样的歪曲，会造成太平军从根本上就反文化传统的错觉。而事实上，在到达武昌前太平天国固然没有什么反孔行为，在太平军定都金陵仅两个月后，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说孔子“功可补过”，准其在“高天享福”的“好人”，说古书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出，“从此后太平军对儒家的态度已大为缓和，而且也允许儒家著作“六经”“四书”在经过删改后刊刻。
综上所述，太平军对儒家和孔子表现出特别激烈的态度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这显然有其忑特殊背景，因为江南许多卫道士视其为“匪”，斥其不尊礼教，说白了，这些的确封建思想及势力特别顽强，在这些地区的反孔只是斗争的临时需要。当然，太平军也许可以采取更恰当的方式，以免把很多读书人推到自己对立面去，其对知识份子的争取方面也有许多政策不够妥当和值得商榷，但是不能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失当就认为他们是存心地彻底地想破坏传统文化，何况儒家传统中本来就有不少是应该剔除的封建糟泊，要不然为什么封建王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以尊儒之名行思想奴化之实，看八股文就知道了。
曾国藩指责太平天国使人“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实这恰恰是他所一力维护的大清王朝干的好事！
正是被成为“盛世之主”的乾隆，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在八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我只举了乾隆篡改《四库全书》的一个例子，至于*，施行八股，以及其他为在《四库》之列而被篡改毁灭的汉族文化典籍，尚不在其列。
事实胜于雄辩，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那点“破坏”，毁禁古书的范围及延续时间，与清朝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
作者对历史的“断章取义”实在是延续全篇，无休无止。“财产收公”的制度和“男馆女馆”的制度只在天京定都后施行了一年多，就伴随着“照旧完粮纳税”制度的颁行和“男婚女嫁”禁令的解除而解体了，作者居然完全忽略太平天国在长达十年时间中施行的政策，把仅仅施行了一年多而很快就被取消的政策作为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其采选史料的任意和不负责任实在令人怀疑本文是否具有历史研究起码的严谨性。
“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
在一个场有反封建性质的斗争中，当封建制度没有被打倒时，采用强制性措施打破封建传统习俗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必须的。一切带有“改革”性质的政策都会招来怨言，甚至巨大阻力，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改革”本身的是非对错。
尤其是任何一种新的信仰要推行之时。与建国后马列主义者为了扫除封建迷信，破除旧传统的种种作为相比，太平天国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至于禁止过阴历年，这是因为传统的阴历年是与满清王朝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禁止百姓继续使用前朝年号。何况太平天国历法的制定参考了西历，大月31天，小月30天，每年366天，方便百姓推算，是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后经干王修正了其中不科学的部份），更重要的是，天历废除以往阴历中的凶日吉日等迷信，在思想方面显然是进步的。）
九、“杀戮之事所在多有，因此杀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对于这位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走狗的话，作者居然还在引用看来作者对于这位罗孝全先生因为制造了一系列被证实是怀有政治目的的诬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谣言而在本国基督教徒中声名狼藉的事是一无所知了。这位可怜的罗丞相最著名的事迹便士因为无法举出证明太平天国“杀戮之事所在多有”的事实，最后只得声称太平军处死了他的一位无辜男仆，还言之凿凿的说自己就是因此才逃离太平天国的。然而---那位“被杀死”的男仆居然活着被人看见了，此事立刻在英国及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些英文报纸被予以曝露，从而使罗先生从此终于不需要再以洪天王旧友的身份而出名了。
这位罗先生另一件自打自招自己存心诬蔑太平天国的证据就是，他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列举几位英国传教士在苏州的经历为证，然而那几位传教士早已公开发表的通讯却无情地驳斥了他的谎言。
如果太平天国真有足够的缺点令罗先生支持他的观点，他为何不举事实，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造谣诬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声称那是事实呢？对于这样一个早被证明是恶名昭著的骗子的人，作者居然还认为他的“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并引以为证？
至于针对这位罗先生的话，早已经被他当代的英国政治家中那些对太平天国接触或了解比较多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本人在《太平天国的真相》中摘录了大量此类文章，例如。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下议院议员塞克斯在《中国太平叛乱的起源进展和现状》一书中指出：
“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
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在商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中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费煦卜船长在《中国印象记》第193页写道：“早在1852年，太平军就不仅拥有了六王，还有十二侯，24丞相，每个大营都有一位丞相，建立了一种教会式的组织。在第20页讲到军事组织时说：“太平王朝所公布的军队条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高度组织性，也因为这些简明的条规规定了军队应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民。”他还写道：“起义士兵的一切必须品都有公共基金提供，因此他们的纪律显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上面这些材料的权威性，我想夏福礼领事并不是不了解。然而他竟敢断言“对于太平军的统治来说，政府机构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有任何近乎秩序或行动准则的东西。”
下文摘自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密迪乐的公函：
“我完全否认太平天国没有正式的政府，以及无权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论调。
十年以前，几乎就在他们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就巳摆脱了地方的叛*****质，并宣布了他们是大清皇朝的不共效天的敌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宗旨有所怀疑。他们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为亚洲头一个国家的首领和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统治者。不但他们自己所发布的布告经常这样宣称就是他们的敌人的公文也曾经这样承认。
至于他们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不论它是否适宜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本信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反驳所有那些反对太平天国的外国人的论点。
大体说来，这些反对论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西欧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身上，而完全不顾中国的文化、政体和西欧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是根本不适当的．第二类是完全不顾西欧本身也有着相中国类似的情况，以及两者的明显相同之处，这倘非出于极端的愚昧就是出于心存偏见。
几乎所有反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民政军事的行政体制的人，均属于第一类。
反对太平军不固守占领的地区而时克时弃的入均届第二类。西欧的历史可以作为明显的回答．英国在大叛乱时期，许多重要城市和坚固据点难道不也是时弃时克吗？难道这可以证明那些领导反叛的英国贵族和英国绅士不配建立一个政府么？难道这可以证明克伦威尔既非将军亦非行政官么？十年之前，意大利人离开了米兰，让这个城市由被他们一度驱逐出去的从前压迫者重新占领。兵器还让各外因皇朝恢复了他们的小王国。难道这可以证明自在驱逐所有这些外国人的意大利党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么？
有一种反对太平军的滥调，说太平军破坏他们所占城市的郊区。可是，当太平军于数月前进至上海的时候，这种滥调就万口息啄了。因为防守上海县城的英法联军大肆焚毁郊区，甚至连县城与江边之间的人烟稠密的商业要地也都未能幸免。
又有一种滥调说，太平军不但残暴地滥杀满入，并且还残暴地滥杀自己的汉族同胞，于是以此作为太平军只是一帮盗匪的证明。可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站在敌对党派的法国人不是也互招屠杀么？这里暂举恐怖时代和“溺死乏刑”为例，勋爵阁下还可以回忆一下其他同类例子．难道可以用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当时的革命党仅仅是一帮盗匪而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么……”
本文转自镝非同志的原创作品，转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太平天国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老是邪教邪教的乱叫，历史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引用此文并不表示我完全赞同铎非同志的所有观点，也希望读者能用自己独立的眼光来理解历史，在此感谢镝非同志百忙之中写的这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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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人大教授，但洋洋洒洒一篇中篇论述却错误何止百出，实在令人遗憾，在此只好拣要紧的驳，细节忽略。在此特别说明，本人并不是全面反对何教授的观点，只是认为何教授的论据及论证过程严重缺乏说服力，缺少起码的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完全无法证明他的观点。
一、关于“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如果说杨秀清“独断专行”是僭越之举，那么为什么太平天国所有军政命令均以“军师”名义发布而非“天王”名义？慈禧太后再“独断专行”，她处理军国大计也还得用“上谕”，不能全用“懿旨”吧。事实上太平天国的体制本来就是“军师负责制”，“元首”与“政府首脑”分离的二元制体系是制度本身决定的，不是因为杨秀清的僭越或洪秀全没有即使收权。缺乏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了解才会写出这么没常识的论述来，何教授的议论大约本也不是想跟关心历史的人讨论历史吧。
“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是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说的，怎么和牵制翼王连在一起了？说石达开“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从来没有一份史料可以证明石达开带走了“十余万”人，更别说“十余万精锐之师”了。又什么“洪秀全把政事都交给洪仁达处理”，《李秀成自述》说的明白，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最信赖的是幼西王，其次是幼南王。仅仅第一部份，诸如此类的错误，便驳不胜驳。
二、关于“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首先，把“腐败”归结于“封建体制”是中国左派史学家的一大创举，其言下无异于说但凡有腐败必是封建体制造成的，而且封建体制必然导致腐败。他还不如干脆说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是腐败史而封建体制的终结宣告了腐败在中国的灭种呢。再看看他举的是些什么证据？“大兴土木”？这也能归入腐败？而除此之外，作者竟找不出可以支持其“腐败”观点的第二条论据了，不是太平天国太清廉了，就是作者对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要不就是以为读者的智商及汉语水平尚不足以了解“腐败”一词的含义。
其次，本文的题目是“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析”，那么花了这么大笔墨和整整一节讨论太平天国的“大兴土木”，可是，“大兴土木”倒底能证明什么呢？——“天下旬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位教授先生读过历史没有？萧何可是出名的贤相，姑且不论他这段话是否有理，至少它证明“大兴土木”它既不能证明“腐败”，也不能证明“一定失败”，更不能证明“不体恤百姓”。它到底能证明什么？
第三，就说这一条“大兴土木”吧，作者写到：“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
作者举了天王府，东王府的例子，就能以此类推出“诸王及其将领也都大兴土”来，不嫌太急了么？起码也该举满三个例子才像话吧？事实上，不是作者不举，而是举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他所举的记载天王府，东王府的史料后面清楚地写着，北王府“毁民宅较少”，翼王府“未毁民宅”，这其实已经间接说明了北翼二王的王府修的时候相当有节制，你能想象修一坐占地巨大，穷尽奢华的王府能“未毁民宅”吗？大城市里随便弄个建筑也不可能不毁民宅啊。连北翼二王尚且如此，太平天国其他将领能奢华到哪儿去？这种不加遮掩的断章取义已经到了恶劣的地步！
更何况，正个太平天国前期，绝大多数天国高级将领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渴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桥。太平天国允许男婚女嫁是定都一年多以后的事，那个时期，正是北伐军趴兵卧雪，从胜利走向失败，西征军步履唯艰，在湘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刻，仅仅十余万太平军将士在相隔千里的三个战场和清军展开殊死搏击，他们有那个闲情逸致去享受吗？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忠王府，侍王府是修得很华丽，何以证明这便是普遍规律呢？地位在李秀成之上的干王洪仁矸就作风就很朴素，地位同样在李秀成之上的英王陈玉成的王府更是简陋得令人不敢相信！
作者引李鸿章“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实在不知道想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军太奢华了？李鸿章只是说“古之叛逆”，比其圆明园，颐和园来，天王府和东王府算得了什么！说太平军“不伦”吗？除了允许妇女在大庭广众下露面，参加学习，生产，战斗，鼓励寡妇再嫁外，我看不出太平天国有哪里比道光咸丰更“不伦”的地方。
三、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作者既然承认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并不掌握实权，又不断地引用洪秀全的宗教言论来证明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自己不觉得自相矛盾么？
作者只顾着引用“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而全然不顾东王杨秀清在建都仅半年后就借上帝之名传言，肯定诸子百家著作的价值，认为其中有诸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处，不久太平天国即开始刊刻出版传统文化书籍。在此，他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高超技艺。
作者先说，“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又说“但是……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在这里，作者先是为了证明他“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引用了一段外国人说太平军虔诚信教的文字，然后又引了一首天京事变后的歌谣，企图证明他“聚也上帝，散也上帝”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否成立另说，但作者的论证本身却是荒谬的，因为在现存的史料中，在天京事变以后声称太平军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的文字资料是天京事变以前的十倍以上！所以如果一条外国人的记载就可以证明太平军是因“上帝”而聚的，则同理可推出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仍因上帝而聚，则“散也上帝”的推论即不成立。反之，则认为天京事变前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缺乏足够依据。总之作者再一次自相矛盾，并且又一次向我们精彩地展示了什么是根据观点选择史料。
至于太平天国涉及民生及军事的施政中，宗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以作者号称宗教迷信破产前的前期为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直接主持地方民政的是翼王石达开，他受东王杨秀清的威委派，开府安庆，总辖安徽，湖北，江西三地民政，并作为西征军的大后方其中在安徽和江西都建立起了地方政权。而左宗棠对石达开的施政的评价是“不甚理会邪教俚语”，后来石达开在离京远征过程中彻底放弃了拜上帝会信仰，也证明左宗棠的考语是切合实际的。而我们也知道，西征军开始不设前敌指挥部，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唯一被授权的前敌总指挥。试想，由这样一个”不甚理会邪教俚语”的人来作为地方军政事物的直接主持者，其涉及到民生和军务的实质性政策能被宗教迷信影响到哪里去？如果说军事方面委派石达开是并无选择，那么民政方面杨秀清完全可以另委受宗教影响较深的高级将领来主持，这个人事命令证明杨秀清恰恰是想利用石达开的“不理会邪教俚说”去处理实际情况，而且他对这样的“处理”，事后也是照单全收的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直接负责的人是石达开，但他代表的却是是杨秀清，而杨秀清的意见则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国策。至于必须敬拜上帝，学习圣经，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说到太平天国科举要考圣经知识，那在当今中国不背点马列能从小学升到大学么？考大学写作文的时候你能随便发挥你的“文学水平”和“言论自由”么？这就能证明选不出人才来了？如果何瑜教授是历史系教授而且招收研究生的话，请问“革命史”考三十分的学生你们也都照收不误么？再说太平天国科举并不是考圣经知识，考谁对圣经更熟悉，圣经只是载体，做算术得先背乘法口诀。但最终还是自由作文，写自己的理解。至少不像“八股文”，非得写别人的理解。也不像现在的历史考试，分析题还规定了标准答案，按点给分，在鉴别人才自身理解分析能力而非背标准答案的能力方面，我看不出太平天国的科举方式比现在的历史考试落后在哪里。
四、关于“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首先，关于“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我认为作者有必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太平天国毁神庙不是出于“反孔”，杨秀清借上帝之口说过，孔丘是上帝准予在高天享福的好人。太平天国只是反对把孔丘或者其他神主立为偶像。如果说这就可以致使“大部份知识份子退避三舍”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马列主义的政策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则能否解释新中国政权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退避三舍”而垮台的原因呢？本文的题目不是“论太平天国政策的得失”而是“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析”，作者的论证似乎有些跑题。
其次，照作者的说法，太平天国宗教的影响甚深主要再于前期，而前期太平天国地方行政主要在安徽和江西两个根据地，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退避三舍”了，为什么在评价安徽的治理时，胡林翼还说“粤逆窜扰以来，皖民受祸既久，迷溺尤深……果于从逆，”，为什么在评价江西的治理时，左宗棠海说：
“贼兵并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而骆秉章还说江西士民“转而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正士良民之势孤，奸徒痞党之焰炽。数郡千里之间，无一官一兵相为声应”？
第三，所谓“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至少在太平天国前期，其政策的决定人和执行人是杨秀清而不是洪秀全。杨秀清不重视人才吗？也许他文化不高，自己延揽鉴别人才的本领有限，但决不代表他不重视人才。我举一个例子。东王杨秀清正式颁布的命令叫“诰谕”，由于杨秀清总理国家军政大权，“诰谕”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书，每件都可能关系到国计民生。而“诰谕”在对外发出前，有一道程序是必须经过翼王府审核。从形式上讲，这是对文稿的校订工作，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每一份诰谕在发出前都要经过翼王府官员，等于是东王另委了一批独立于东王府外的人为自己的重大军政命令“把关”，尽管最后的决策权仍在他本人。翼王石达开在善于延揽人才方面是出名的，关于他延揽人才方面的记载多不胜数，因此翼王府也是天国知识份子荟萃的地方。杨秀清没有因此而猜忌，迫害，相反充分发挥这一点，来弥补东王府官员素质上的不足。事实上，石达开在招揽人才的时候是很“肆无忌惮”的，他为了拉一个人才上“贼船”，居然“以黄袍覆之”，有一个清朝秀才，据不为新政权效力，甚至扬言为满人效力乃是华夏正道，对于这样“狂悖之徒”，石达开居然把他放了，并且告诉左右的官员，“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把这单纯看成是石达开一个人的胸襟见识就错了，如果没有杨秀清的默许和支持，他是绝不敢这样做的。如果这样还说他“得不到重用”，那么不知道怎样才算得重用了。至于后来洪秀全猜忌石达开，和他是不是知识份子无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第四，作者引述进入天王府的知识份子“一切军令盖不与闻”，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前期“天王”只是虚位元首，天国以东王府六部为军政所出，天王府所有官员都不与闻军政，这是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决定的，并不是针对所谓的“知识份子”的，封建文人无法了解“军师负责制”是怎么会事，才会作出“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的推断。如果信以为真就大错特错了。
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可是原文作者的论据完全推不出他的结论。
第五，作者说”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
同理，社会主义制度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很多盟友和同盟军，这能说明什么呢？成王败寇罢了。
作者自己也在后文提到，太平天国定都后兵力不过十余万，分布在北伐，西征，天京三个相隔千里的战场上，已经在每个战场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了。那么就请作者自己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还有力量在浙江未克的情况下开辟上海战场吗？何况浙江是清廷的力保之地，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占领的，太平军有力量再四线作战吗？至于到了小刀会危急之时，太平军北伐西征两路告急，为了派北伐援军，甚至不得不忍痛放弃重镇扬州，即使如此，最终也只派出了七千五百人北援，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有力量去上海援助小刀会么？不错，太平天国起义时，全国各地都在起义，但他们有可能到处派援兵，或者到处联合，以使其不被镇压么？事实上，太平军与捻军，大成国，天地会义军，都有过不少联合，但起义革命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联合作战也该有战略的进行，何况各地起义部队虽多，但很多是乌合之众，纪律败坏，关键时刻成事不足败事由余，北伐援军的失败就是个血的教训。
话说回来，这仍然不是说，太平天国与其他义军的联合不存在问题或需要检讨之处，只是作者的论述不得要领，无法令人信服而已。
五、关于“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
太平军在起义后行动不够迅速是没错的，但是说“驻扎57天”都是因为不想及时带兵北上则是荒谬的，事实是太平军发动的进攻无法冲破清军的阻击，北上道路因而受阻。
“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筹粮和招齐
“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
“建政”居然也可以成为“罪证”？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军政制度，如何能够维持政权的长期的正常运作？太平军在永安”盘桓半载有余”，如何给了清厅“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如果作者指的是尾追堵截太平军的清军，则这些军队不需半载调动，如果作者指的是如桂林长沙，则无以证明这两座城池是在永安半年中被严密防守起来的。如果作者指的是岳州以下的地带，就更无法自圆其说了，既然清军得到了“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何以被如此轻易地攻陷武昌，何以太平军自武昌，下九江，安庆，至金陵，只用了28天时间？永安半载的得失曲折甚多，绝非作者一句“让清廷从容调兵遣将”那么简单。
事实上，从金田起义到攻占金陵的过程，史学界和军事界对其得失一直有很多争议，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可见这一时期太平军战略的决策最多只能以“得计”“失策”评价，上升不到“没有谋定而后动”的“流寇主义”的层次。
第六 “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在这一战略上，我个人是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的。但是，这完全不能证明作者认为天国将领是缺乏”谋定而后动”的“流寇主义者”的结论，以天京为根本，分兵北伐西征，以致分散兵力的失策，怎么能和“流寇主义”画上等号，实在令人费解。
六、“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作者写到：“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
有没有大失民心，前面已经谈过了，《太平刑律》中有一个常见的词汇是“外小”，也就是老百姓的意思。太平天国颁布的各种告示中，谆谕中，也常常出现这个词。如果照作者的说法，太平天国没有治国之策，只是将治军的上帝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则众多涉及待“外小”政策的条文更有何意义？！
“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作者在此又继续发挥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本领， 他完全无视《待百姓条例》的颁布和东王杨秀清委翼王石达开出镇安庆，开府易制，寻找可行的农工商政策之间只隔了极短时间的事实。而石达开在安庆施行承认土地私有，减轻赋税，鼓励商贸的政策仅数月后，东王即以此新政可行，与北翼二王联名上奏天王，经请旨后将安庆易制成果全面推广。太平军定都后从空想回到脚踏实地只花了数月时间，比起大锅饭一吃几十年的政策，实事求是多了。
七、“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对于儒家经典，则禁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
太平军究竟有没有“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我在前文已经用事实驳斥了。
至于太平天国是否”自金田起义以后”就到处焚毁学宫，以及是否“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且看下列事实：
以下资料整理自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军毁学官，焚木主，荡尽儒家诗书经典，并形成一种普遍看法，就是太平天国自起义后一直在捣毁孔庙，批判儒学，烧毁经典，反对孔子，但这并非事实。
1.从酝酿到发动起义，洪秀全虽然宣扬上帝，并没有彻底否定孔子或儒家思想，相反还多次在重要文书（如《太平诏书》）中引用儒将典籍或有颂扬孔子的内容
例如被视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思想基础的最著名的“原道三篇”，
《原道救世歌》：“周文孔丘身能正，蛇降灵魂在帝旁”“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
《原道救世歌》：全文征引《礼运大同篇》阐述对理想社会的设想。
2.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前，基本没有反孔行动，以对待孔庙的态度而言
在永安前，太平军根本无机会接近孔庙
在永安，的确有毁及文庙和关帝庙，但是，据钟文典先生的分析，这是出于驻军的需要，而不是针对孔子，因为，第一，太平军在永安仍然允许百姓设立私塾，教授四书五经。第二，太平军一向视封建衙叔监狱为“妖庙”，在宗教上对其憎恶一向超过孔庙，但这些场所都没有被捣毁，也从侧面证明太平军在永安损及孔庙见得是其出于宗教目的而反孔反儒。
此后进兵全州，兴安，均无毁孔庙的记录。
现在说到湖南，太平军在该省攻占城池较多，而且这是曾国藩老家所在。钟文典先生逐个分析了太平军在道州，永明县，江华县，桂阳县，彬州，永兴县，安仁县，茶陵州，攸县，醴陵县，长沙县，宁乡县，益阳县，岳阳县，嘉禾县的表现，
第一 除嘉禾县外，在这些地方庙宇被毁的记录中，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财神殿等都曾经有过被毁的记录（因为太平天国斥其为邪神），但独无毁坏“文庙”“学宫“的记录。
第二 唯一有记录文庙被毁的《嘉禾县志》，同书中明确记载了毁坏者是土匪，而不是洪秀全等率领的太平军。（同段文章中被称为“西匪”）
第三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振振有辞地说太平军入湘时焚烧彬州学宫，毁坏孔子木主，借此证明太平军反孔反儒，号召天下读书人“卫道”，但是
（1）如上所数，太平军在湖南各地所毁神庙的对象中，都不包括文庙，这应该可以显示出其对孔子和文庙的态度，何以独毁彬州之庙？
（2）《宾州直隶州乡土志》中队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适粤贼犯彬，毁于兵”，请注意，“毁于兵”，也可能是毁于兵勇，也可能是毁于战火，未必并不代表是毁于太平军，更不代表是太平军故意毁坏的。何况在清人之地方志中，太平军通常是被成为“贼”或“匪”的。地方志完成在《讨粤匪檄》之后，却没有延用其说法直指学宫是毁于太平军的。
（3）事实上，战火中发生一些建筑毁坏是很常见的，如同样在湖南，太平军攻打长沙时，长沙的学宫是被清军毁掉的，他们在那里屯兵，作灶，甚至放牛马践踏（《重修长沙府学纪略》）
另外，在其它著作如《粤匪犯湖南纪略》《楚寇纪略》《湘军志》《湘军记》中，记载太平军在入湘时，都曾强加给它*掳掠烧杀等不实罪名，但却少见焚毁学宫或有辱孔子的记载，如《粤匪犯湖南纪略》中说
“洪秀全颇知文墨，所造天条又以敬天父为第一要义。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
以上种种，均说明太平军直到湖南为止，主观并无明显的反孔意图（特地把孔圣“不加毁灭”），行动上也无反孔表现。曾国藩指责太平军在湖南毁学宫，焚木主，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其行为或动机进行诬蔑或歪曲。
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后，特别是由武昌进军江西安徽之后，的确开始出现了反孔，捣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等情况，但是不能以此就认为曾国藩对其在湖南的行为的诬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这样的歪曲，会造成太平军从根本上就反文化传统的错觉。而事实上，在到达武昌前太平天国固然没有什么反孔行为，在太平军定都金陵仅两个月后，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说孔子“功可补过”，准其在“高天享福”的“好人”，说古书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出，“从此后太平军对儒家的态度已大为缓和，而且也允许儒家著作“六经”“四书”在经过删改后刊刻。
综上所述，太平军对儒家和孔子表现出特别激烈的态度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这显然有其忑特殊背景，因为江南许多卫道士视其为“匪”，斥其不尊礼教，说白了，这些的确封建思想及势力特别顽强，在这些地区的反孔只是斗争的临时需要。当然，太平军也许可以采取更恰当的方式，以免把很多读书人推到自己对立面去，其对知识份子的争取方面也有许多政策不够妥当和值得商榷，但是不能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失当就认为他们是存心地彻底地想破坏传统文化，何况儒家传统中本来就有不少是应该剔除的封建糟泊，要不然为什么封建王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以尊儒之名行思想奴化之实，看八股文就知道了。
曾国藩指责太平天国使人“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实这恰恰是他所一力维护的大清王朝干的好事！
正是被成为“盛世之主”的乾隆，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在八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我只举了乾隆篡改《四库全书》的一个例子，至于*，施行八股，以及其他为在《四库》之列而被篡改毁灭的汉族文化典籍，尚不在其列。
事实胜于雄辩，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那点“破坏”，毁禁古书的范围及延续时间，与清朝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
作者对历史的“断章取义”实在是延续全篇，无休无止。“财产收公”的制度和“男馆女馆”的制度只在天京定都后施行了一年多，就伴随着“照旧完粮纳税”制度的颁行和“男婚女嫁”禁令的解除而解体了，作者居然完全忽略太平天国在长达十年时间中施行的政策，把仅仅施行了一年多而很快就被取消的政策作为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其采选史料的任意和不负责任实在令人怀疑本文是否具有历史研究起码的严谨性。
“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
在一个场有反封建性质的斗争中，当封建制度没有被打倒时，采用强制性措施打破封建传统习俗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必须的。一切带有“改革”性质的政策都会招来怨言，甚至巨大阻力，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改革”本身的是非对错。
尤其是任何一种新的信仰要推行之时。与建国后马列主义者为了扫除封建迷信，破除旧传统的种种作为相比，太平天国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至于禁止过阴历年，这是因为传统的阴历年是与满清王朝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禁止百姓继续使用前朝年号。何况太平天国历法的制定参考了西历，大月31天，小月30天，每年366天，方便百姓推算，是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后经干王修正了其中不科学的部份），更重要的是，天历废除以往阴历中的凶日吉日等迷信，在思想方面显然是进步的。）
九、“杀戮之事所在多有，因此杀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对于这位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走狗的话，作者居然还在引用看来作者对于这位罗孝全先生因为制造了一系列被证实是怀有政治目的的诬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谣言而在本国基督教徒中声名狼藉的事是一无所知了。这位可怜的罗丞相最著名的事迹便士因为无法举出证明太平天国“杀戮之事所在多有”的事实，最后只得声称太平军处死了他的一位无辜男仆，还言之凿凿的说自己就是因此才逃离太平天国的。然而---那位“被杀死”的男仆居然活着被人看见了，此事立刻在英国及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些英文报纸被予以曝露，从而使罗先生从此终于不需要再以洪天王旧友的身份而出名了。
这位罗先生另一件自打自招自己存心诬蔑太平天国的证据就是，他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列举几位英国传教士在苏州的经历为证，然而那几位传教士早已公开发表的通讯却无情地驳斥了他的谎言。
如果太平天国真有足够的缺点令罗先生支持他的观点，他为何不举事实，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造谣诬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声称那是事实呢？对于这样一个早被证明是恶名昭著的骗子的人，作者居然还认为他的“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并引以为证？
至于针对这位罗先生的话，早已经被他当代的英国政治家中那些对太平天国接触或了解比较多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本人在《太平天国的真相》中摘录了大量此类文章，例如。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下议院议员塞克斯在《中国太平叛乱的起源进展和现状》一书中指出：
“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
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在商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中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费煦卜船长在《中国印象记》第193页写道：“早在1852年，太平军就不仅拥有了六王，还有十二侯，24丞相，每个大营都有一位丞相，建立了一种教会式的组织。在第20页讲到军事组织时说：“太平王朝所公布的军队条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高度组织性，也因为这些简明的条规规定了军队应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民。”他还写道：“起义士兵的一切必须品都有公共基金提供，因此他们的纪律显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上面这些材料的权威性，我想夏福礼领事并不是不了解。然而他竟敢断言“对于太平军的统治来说，政府机构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有任何近乎秩序或行动准则的东西。”
下文摘自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密迪乐的公函：
“我完全否认太平天国没有正式的政府，以及无权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论调。
十年以前，几乎就在他们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就巳摆脱了地方的叛*****质，并宣布了他们是大清皇朝的不共效天的敌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宗旨有所怀疑。他们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为亚洲头一个国家的首领和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统治者。不但他们自己所发布的布告经常这样宣称就是他们的敌人的公文也曾经这样承认。
至于他们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不论它是否适宜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本信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反驳所有那些反对太平天国的外国人的论点。
大体说来，这些反对论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西欧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身上，而完全不顾中国的文化、政体和西欧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是根本不适当的．第二类是完全不顾西欧本身也有着相中国类似的情况，以及两者的明显相同之处，这倘非出于极端的愚昧就是出于心存偏见。
几乎所有反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民政军事的行政体制的人，均属于第一类。
反对太平军不固守占领的地区而时克时弃的入均届第二类。西欧的历史可以作为明显的回答．英国在大叛乱时期，许多重要城市和坚固据点难道不也是时弃时克吗？难道这可以证明那些领导反叛的英国贵族和英国绅士不配建立一个政府么？难道这可以证明克伦威尔既非将军亦非行政官么？十年之前，意大利人离开了米兰，让这个城市由被他们一度驱逐出去的从前压迫者重新占领。兵器还让各外因皇朝恢复了他们的小王国。难道这可以证明自在驱逐所有这些外国人的意大利党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么？
有一种反对太平军的滥调，说太平军破坏他们所占城市的郊区。可是，当太平军于数月前进至上海的时候，这种滥调就万口息啄了。因为防守上海县城的英法联军大肆焚毁郊区，甚至连县城与江边之间的人烟稠密的商业要地也都未能幸免。
又有一种滥调说，太平军不但残暴地滥杀满入，并且还残暴地滥杀自己的汉族同胞，于是以此作为太平军只是一帮盗匪的证明。可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站在敌对党派的法国人不是也互招屠杀么？这里暂举恐怖时代和“溺死乏刑”为例，勋爵阁下还可以回忆一下其他同类例子．难道可以用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当时的革命党仅仅是一帮盗匪而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么……”
本文转自镝非同志的原创作品，转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太平天国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老是邪教邪教的乱叫，历史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引用此文并不表示我完全赞同铎非同志的所有观点，也希望读者能用自己独立的眼光来理解历史，在此感谢镝非同志百忙之中写的这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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